正如老子所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也正如孔子所说，我欲仁，斯仁至矣。

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注而不满，酌而不竭，虚而无穷，无限光明，这就是自由境界。

又由于它是自主的、自为的，而不是因果的或必然的，故称之为意志。[55]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44] 形体不能逃离自然界的物质变化（即物化），但心灵却有自主性、独立性，不能随之而变化。但这普遍性法则只具有形式意义，它本身是无定向的，不能构成绝对命令一类东西。

因此，他把陷入这种情感的人称之为倒置之民，而主张解其倒悬。同自然被分为不同层次一样，命也有两个层次。在这种当代化的过程中，经典对当代思想的作用，不是限制性的，而是催发性的。

而民族国家的建立，则使普遍主义的经典，蜕变为中国经典。[8]沃格林，2019年：《天下时代》，叶颖译，译林出版社。虽然在行文中，经学传统对应汉儒，心学传统对应宋明理学。一方面，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建立，自先秦到明清的思想被地方化、民族化，另一方面，以西方为现代的标准，则中国固有之学被古代化、历史化。

晚清最后一代经师，也是第一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者，曾经作出重建经学传统的普遍性的努力。而对古人而言，经学传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传统。

因此，赵汀阳说：古希腊人从不怀疑他们的哲学是普遍的，先秦人也相信其思想是天经地义。这些类型，在历史上的哲学家那里往往是互相渗透的。要超越中西文明，构建普遍性的纯粹哲学，赵汀阳只能把怀疑论、语言分析提到极高的位置上，他认为：以思想为思想对象是哲学，所以哲学是形而上的反思。以思想之外的事情为思想对象是历史或社会科学，因此是经验知识。

今天的哲学创造，仍然要面对现代问题，返回经典，温故知新，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理论建构。今天可以说，把经理解为常道，主要强调五经中蕴含了本源意义上的普遍性思想。赵汀阳的哲学观，使他对中国哲学有独特而深刻的反思方式。赵汀阳的这种哲学人，正如他的漫画中那个著名的人形象，为了达到普遍性，而把性别、肤色、国别等等都抽象掉，只剩下一个笛卡尔意义上的我的形象。

这些概念在逻辑上难以分析或定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最古老的经典是现代哲学创造的要素，而不是哲学的成品，古代的哲人是思想的榜样，而不是思想的界限。

在现代汉语的背景中，如何做哲学，即进行超越哲学史梳理的哲学创造，这越来越成为当代哲学研究者新的理论追求。正因如此，一个现代中国人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正义，比读《论语》中的仁，会感到更加亲切，读西方学者对柏拉图正义的诠释，比读中国学者对孔子仁的诠释，更能感受到现实性。

王天下意味着政治的大一统，代表一种普遍性，而作八卦，成为《易》的开端，也是文明的开端。而对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中国人而言，研究古代人理解经典的方式，不管是通过音韵训诂、文献、制度、历史来解释经典，还是通过构建思想体系、重视体证来理解经典，都是一种历史研究。在文明的古今之变过程中，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而现代文明又以西方为标准，中国天然成为古代。因此赵汀阳评价说：古典形而上学所思考的问题具有极大的覆盖力，因此具有充分的基础性，却未经充分反思，因此往往形成独断体系，虽然貌似对世界作出了全面解释，但却是基于未经证明假设的一厢情愿的演绎。（参见吴飞，第40页） 笔者认为，对赵汀阳长文的理解，要回到赵汀阳的哲学逻辑中，从经典的地位、文明的视野，来讨论赵汀阳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中说：的确有两个天下时代，一个西方的和一个远东的，二者在时间上平行展开。

以本源性、普遍性为基本特征的哲学，便有两个可能的不同方向，一是返回文明自身，保守性地成为文明的最高主宰者与解释者，由此重建文明对话的空间，一是超越文明自身，革命性地开拓出新的普遍性，创造无文明根基的、全新的哲学形态。文学性可为思想增加吸引力，但严格地说，文学性对于理论是多余的。

陈少明先生在《做中国哲学》一书中，强调哲学、经典与当代性的关系，认为哲学或其他知识创造，历来有两大思想资源，一是前人的思想成果，一是当下的生活经验。自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四书》学体系形成，而理学也达到完全成熟的思想形态。

而赵汀阳在《天下体系》《天下的当代性》中的阐述，以天下反思世界，构建了关于天下的政治哲学理论，使这一思想要素再次进入现代思想世界，成为我们理解身处的世界的新方式。这些符号所指向的对象，常常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这些概念在每一个时期的哲学史中都具有当代性，今天的做哲学，仍然是将这些概念当代化的过程。

其中，温故知新出自《论语·为政》，黄式三《论语后案》通过引用汉人之说发明其义：《论衡·谢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在这样的哲学建构中，赵汀阳展示了他的哲学雄心，即超越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这种地域性、特殊性的哲学，重新开辟一个普遍性的理论空间，使哲学不再隶属于国度与文明。书中认为：第一哲学的选择就是思想的底牌，当选择不同的第一哲学，就会形成效果非常不同的思想框架，它将决定整个哲学长成什么样，于是，选择第一哲学就是做哲学（philosophizing）的最基本问题。（赵汀阳，2020年，第5页）以道为例，赵汀阳认为：道的概念有着深度哲学性，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一体动态，开拓了以‘状态去理解‘事物的维度，可是道的概念尚未从文学转化为普遍理性上可确认的原则。

实质上，换一个角度看，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指向的并不是哲学史研究，而是当代的哲学思想创造，即如何通过克服古今哲学的哲学性不足问题而创造更具普遍性的哲学理论。一切普遍且恒在的哲学概念，一旦时变世迁，便会成为地方的、历史的概念。

中国第一部以哲学为名的专著是廖平的《孔经哲学发微》，廖平经学虽经六变，但其覃思所在，是建立一套可以理解中国文明的现代处境的理论体系，尤其是经学第三变中提出以《王制》治中国，以《周礼》治全球，在今天看来固然荒诞，在当时则体现了重建儒学普遍性的努力。（参见吴飞，第41页）五经在文明意义上，正是原始经典的内容。

（参见陈少明）这里的中国不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是指运用汉语的方式，简言之，做中国哲学即是以经典为中心，以汉语为方式进行哲学创造。周公、孔子对天下的理解，在地理意义上并没有包括今天的欧美世界。

（同上，第5-6页）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理论性不足，经学传统和心学传统对学术的轮流统治导致了理论性的退化，经学把思想变成了解释学，心学把思想变成了心理学。三、经典的意义：做哲学与经学传统 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中，赵汀阳把中国思想的表现形式，理解为文本的解释系统。又引宋均云：折，断也。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赵汀阳所说的反思性问题，是对普遍本源的反思。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哲学研究中，讨论郑玄如何围绕三礼文本去构建其宏大精深的礼学体系，与讨论朱熹以天理为核心观念去注说群经，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这都是广义上的学术史研究。

当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中，已经不再可能真正理解天下的意义，也就是说天下变成一个古代的、中国的词汇。现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只能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原因是现代出现了两个文明意义的天下。

赵汀阳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对哲学的理解，与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中对中国哲学的评价，都是基于超越中西的文明、思想的差别来理解哲学本身。[7]王先谦，2008年：《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